後疫情時代，數字貨幣有望憑藉技術優勢獲得優先發展

國際貨幣多元格局穩定中醞釀變化

　　新冠肺炎疫情並沒有改變國際貨幣地位分布的格局，美元、歐元「雙頭」壟斷的格局並沒有發生變化。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底，國際支付領域的格局是，美元和歐元組成了遙遙領先的第一梯隊，分別佔了42.2%和31.7%的市場份額；中間梯隊的是英磅和日元，分別佔有7.0%和3.5%的份額；餘下的是包含中國的第三梯隊，爭奪少有的剩下份額。從國際支付安排看，中間梯隊以下的收付階段安排都是雙邊和區域性的，因而各種貨幣之間的增減變化都在各自所屬梯隊間發生。國際支付份額的最大變化發生在美元和歐元之間，雙方之間互為得失。2020年的疫情並沒有改變美元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從近期的數據看，美元在國際支付中的份額反而上升，所得主要來自歐元和英磅的減少。即使未來美元指數下行，美元在國際支付領域的國際主導貨幣地位也不會改變，國際貨幣分梯隊的多元格局將保持穩定，當前仍看不到有主權貨幣能在國際支付市場上實現梯隊爬升的跡象。國際支付中各幣種間的穩定格局，實際上體現的是如下事實：現有主要國際貨幣發行國，憑藉其目前在國際支付安排中的優勢地位，壓制了其他主權貨幣因經濟發展而提升國際化這種自然需求的實現。

　　美國股市長牛趨勢的終結和疫情給經濟造成的衝擊，直接導致了美國金融市場的動蕩。美聯儲大力度超級QE，使得國際金融領域美元再度泛濫；國際商品市場變化和投資資本共同維護了美元強勢，因而使得美元在國際支付格局中的地位不降反升。從各國貨幣乘數變化體現的各國金融體系機能受到的影響看，美國金融體系機能受到衝擊雖然小於預期，但相比之下，卻是全球最大；英國次之；歐洲和日本基本不受影響；中國等眾多新興經濟體則保持穩定。金融體系機能變化差異，意味著各國金融市場波動變化差異；金融體系機能受到衝擊越大，金融市場波動越大。顯然，美國金融市場雖然規模龐大，但抗波動性能力卻持續下降，雖然憑藉頭號經濟強國地位仍在國際金融競爭中保持了強大的對國際資本吸引力，但其地位下降趨勢也已形成。歐洲金融市場的抗波動性，在歐債危機後逐漸走穩回升，2020年疫情對歐洲金融市場的衝擊相對有限。得益於高效的抗疫和經濟地位提升，2020年疫情給中國金融市場造成的波動，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為有限。如果不是中國金融資產本身的國際化和多元化發展趨勢佔據了主流，後疫情時代國際資本流入中國市場的現象，將成國際金融領域的一大亮點。

　　疫情極大地促進了互聯網技術對經濟和社會生活方面的普及性應用和全方位滲透，顛覆性的國際支付安排技術進步正悄悄地發生變化。相對於國內主權貨幣的使用，國際支付安排本身較為依賴互聯網信息技術的進步。因此，數字貨幣技術在國際支付領域的應用，實際上是一個更為友好和適宜的場景——數字貨幣本身不能脫離監管（數字貨幣的監管更像金屬貨幣，只是構成數字貨幣信用基礎的「金屬」，是建立在區塊鏈技術之上的演算法和算力，數字貨幣成為法定貨幣的前提是發行閥門控制讓渡於政府，發行權控制使得數字貨幣也具有了主權貨幣的特徵），但並非依賴主權信用。

　　在西方現有的通行信用貨幣制度下，貨幣背後的國家信用要靠國債體現，因而當代主權貨幣總是要受一國財政波動的影響。而在國際支付安排中使用數字貨幣，就使結算貨幣脫離了當前要受主權貨幣發行國國內政策影響的不足。同時，數字貨幣的技術支撐體系與國際支付安排的技術體系進步需求，存在著內在的一致性。疫情讓互聯網技術進一步提升，5G、IDC等新基建實現進展，信息技術、物聯網技術的基礎設施日益完善，區塊鏈技術應用的場景將更加接近現實。疫情過後，數字貨幣有望憑藉著技術優勢以及獨立性而獲得優先發展，並在將來對現有國際貨幣格局產生顛覆性影響。

　　中外利差可能會長期存在

　　雖然各國均以貨幣擴張應對疫情衝擊，但各國間貨幣擴張力度差異加大，主要經濟體中，美國、巴西擴張最為猛烈，英國、南非次之，日本最為平和。同為貨幣擴張，各國國內利率市場受到的影響卻並不一樣，各國利率市場走勢呈現了明顯的分化態勢：歐洲債市利率上揚，美國、英國、中國債市的利率則發生了程度不一的下降。各國間利率走勢的方向差異，反映了以下事實：已實行負利率的歐洲在努力實現貨幣政策正常化，美國則有著滑入負利率的傾向，中國等新興市場則有著較為充足的正常貨幣政策操作空間。

　　美國等西方經濟體市場利率低迷的原因，除超低政策利率和經濟前景欠佳影響外，還受海外信用貨幣制度對央行基礎貨幣創造安排的影響——基礎貨幣創造需要與主權信用掛鉤，這種安排在提高了貨幣穩定性的同時，也使得央行對政府債券的需求提高，實際上是政府獲取了貨幣發行收入。在現代信用貨幣制度安排下，政府赤字不再以後期通脹形式化解，在當代直接以國債形式、通過貨幣發行得到補償。因此，債務越補償，社會越歡喜（因為得到了貨幣）；央行擴張報表還直接推動了利率水平的下降。在國際範圍內造成的影響，就是中國和美歐等西方主要經濟體間利差的持續存在。

　　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聯儲的QE政策直接扭轉了中美之間的利差方向。2010年6月後，中美間10年國債收益率差持續為正；2020年美聯儲再度開啟規模空前的貨幣擴張行為，使得中美間利差進一步擴大。中外利差的存在，將對中國的國際金融環境發生重大影響，也為中國當前的金融改革開放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不過，對中外利差引起的國際資金流入也不能期望太高。因為基於利差流入的資金基本上是風險偏好較低的資金，大部分會流向固定收益市場，尤其是主權債券市場。但中國主權債券市場規模不夠大，且評級受到國際評級機構歧視，因此，未來爆發性增長概率不大，但近兩年快速增長的勢頭將延續。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5月，海外持有中國債券規模2.4萬億（RMB）,比2019年末增加2000億，比2018年末增加7000億。

來源：金融時報-中國金融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