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推薦 | 紐約客：​貨幣是這樣發明的

三個世紀以來，兩位銀行家的異端邪說成為我們現代經濟的基礎。

作者：John Lanchester，作者自 1995 年起即為《紐約客》撰稿，同時也是《倫敦書評》的客座主編編譯：詹涓

該文章發表於《紐約客》2019 年 8 月 5 日刊

十三世紀後半葉，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 (Marco Polo) 來到中國，他看到了許多奇蹟——火藥、煤炭、眼鏡和瓷器。然而，最令他驚訝的事情之一，是由偉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的孫子忽必烈實施的一項新發明：這就是由忽必烈於 1260 年發明的紙幣。
在看到忽必烈的實驗時，馬可·波羅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汗以這種方式製作錢幣。他令人剝取某種樹的樹皮，當地盛產這種桑樹，它的樹葉可作蠶的食物。他們取的是厚厚的樹皮和樹芯之間那層質地細膩的白色樹皮，把它做成像紙一樣的東西，只不過是黑色的。
將桑白皮製成紙張後，再裁切成大小不同的薄片兒。這種紙幣的製造，它的形狀與工序和製造真正的純金或純銀幣一樣，是十分鄭重的。因為，有許多特別任命的官員，不僅在每張紙幣上簽名，而且還要蓋章。
當他們全體依次辦過這些手續後，大汗任命的一個總管將他保管的御印先在銀中浸醮一下，然後蓋在紙幣上，於是印的形態就留在了紙上。經過這麼多手續後，紙幣取得了通用貨幣的權力，所有製造偽幣的人都要被處死。

最後一點非常重要。許多新型貨幣的問題在於人們不願意採用它們。成吉思汗的孫子在發行「寶鈔」時就不會碰到這種棘手的事情。他採取措施保障其貨幣的真實有效性；如果你不用這種鈔票。比方說，如果你不接受客人拿寶鈔付款，或者情願用金、銀、銅、鐵錠、珍珠、白鹽、鑄錢或任何曾在中國流行的形式結賬，他都會把你殺了了事。
這就解決了「採用」的問題。

馬可·波羅感到驚訝再正常不過。貿易和金融工具都屬於發明創造，就像藝術創作和科學發現一樣，它們同是人類想像力的產物。在國家權威的支持下，紙幣作為一項驚人的創新，重塑了世界。我們逐漸習慣了支付賬單、獲得工作報酬，習慣了銀行餘額和信用卡賬單上躍動的數字。只有在系統崩潰的時候，我們才會開始思考為什麼這些東西看來物有所值。
2008 年的信貸緊縮引發了恐慌，當時整個金融體系的人都在懷疑，資產負債表上的數字是否意味著它們應該表達的意思。作為對這場危機的直接回應，2008 年 10 月，中本聰 (Satoshi Nakamoto)——他或她或他們是誰，這無關緊要——發表了一份白皮書，概述了比特幣的概念。簡單來說，比特幣是一種基於密碼術的新貨幣形式。

對新形式的貨幣的追求並沒有消失。今年 6 月，Facebook 推出了借鑒比特幣架構的全球貨幣Libra。其理念是，新資金的價值並非來自任何國家的批准，而是來自數學、全球聯繫以及世界最大社交網路中的信任的結合。無論如何，這就是 Libra 的初衷。
它有多安全？我們如何知道 Libra 或比特幣的價值，或者它們是否有價值？中本聰的信眾聽聞這些問題，會立刻調轉矛頭反過來追問：你怎麼知道自己口袋裡的鈔票值多少錢？

因此，金融發明的當前時刻與我們目前所理解的貨幣形式——一種有國家擔保的紙幣，首次出現的時期有一些相似之處。這個故事的主角是民族國家。在各種傳奇故事中，主角都渴望得到一些東西，但肯定要克服某種障礙。就民族國家而言，它想要做的是發動戰爭，而它面臨的障礙是如何為戰爭埋單。

應對這一問題的現代體系出現在威廉國王 (King William) 統治下的英格蘭。1689 年，這位信奉新教的荷蘭執政來到英國，取代了不得人心、信奉天主教的國王詹姆斯二世 (King James II)。威廉是一位稱職的統治者，但他背負著沉重的包袱——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之間的長期爭端。
不久，英國和法國捲入了這場爭端的一個新階段，回過頭來看，這場爭端是兩國之間長達數百年的衝突的一部分，不過當時它被稱為「九年戰爭」或「威廉國王戰爭」。
這場戰爭提出了一個人們耳熟能詳的問題：各國如何負擔得起軍費？
威廉國王的政府想出了一個新奇的解決辦法：借一大筆錢，然後用稅收來償付利息。1694 年，英國政府以 8% 的利率借了 120 萬英鎊，通過稅收購買貨物、啤酒和烈酒。作為回報，出借方獲准聯合組建一家新公司——英格蘭銀行 (Bank of England)。銀行有權從公眾那裡吸收黃金存款——這是第二大創新——印製「銀行票據」作為存款收據。這些新存款後來被借給了國王。
由存款作擔保的紙幣和黃金貨幣一樣好用，很快就成為一種普遍接受的新貨幣。

這一體系仍然存在，而且不僅是在英國。然而，該計劃在爭取獲得更普遍的採用時，並非那麼一帆風順。詹姆斯·巴肯 (James Buchan) 在他那部引人入勝的著作《約翰·勞：18 世紀的蘇格蘭冒險家》 (John Law: A Scottish adventer of the 18 Century) 中，講述了其中的一些困難。
勞出生於愛丁堡，父親是一名金匠，後來轉行成為了銀行家。1692 年，他搬到了倫敦，在那裡他看到了政府用長期債券和紙幣支付的奇妙的新計劃。紙幣最顯著的影響之一在於它如何刺激借貸和交易。勞對金融有著天生的理解，酷愛風險，人們不禁想知道，如果他為英國政府服務將會發生什麼。相反，1694 年 4 月 9 日，一段不同的命運開始上演。他在決鬥或鬥毆——正如巴坎解釋的那樣，這二者的區別並不那麼明顯——中殺死了一個人。
他寫道：「那時的決鬥不是中世紀的比武，也不是後期的榮譽之爭，那種受到了成文的行為準則約束，黎明時分在一片白雪皚皚的森林空地上用手槍射擊的較量。」他們可能會「用劍桿或短劍刺入熾熱的血液，有時會進行幾秒鐘的搏鬥，隨後便演化為暗殺和武裝搶劫。」勞被送進監獄，等待謀殺案的審判。跟很多有點法道的囚徒一樣，他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逃了出去，然後亡命海外。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勞走遍歐洲，學習賭博和金融知識，並寫了一本名為《論貨幣與交易》(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的小冊子，這本書在很多方面預示著現代貨幣理論的誕生。他賺了不少錢；就像《權力的遊戲》里的小指頭一樣，勞似乎也是那種「把兩條金龍撮合在一起，然後又養出一條金龍」的人。他在海牙買了一棟豪宅，對荷蘭在金融領域的許多創新進行了仔細研究，比如期權交易和賣空。1713 年，他來到了法國，那裡正被一個難題所困擾，而他剛巧有辦法。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是歐洲最傑出的君主，但他的政府因債務纏身而陷入癱瘓。戰爭的成本與一筆龐大的貴族年金賬單累加——為償還舊貸款而支付的終身利息。到了 1715 年，國王從稅收和關稅中獲得了 1.65 億利弗爾。
巴肯計算了一下：「扣掉在軍隊、王宮、王室和公共管理上的開支，只剩下 4800 萬利弗爾，用來支付那些已經去世的顯赫國王所欠債務的利息。」不幸的是，光是王室貴族每年的年金和俸祿就高達 9,000 萬利弗爾。還有各種戰爭遺留下來的未清償的期票，共計 9 億利弗爾；除非國王為這些票據支付利息，否則他沒法再借到錢，這樣一來每年又得花去 5,000 萬利弗爾。法國政府破產了。

1715 年 9 月，路易十四駕崩，年幼的路易十五即位，先王的弟弟奧爾良公爵作為攝政王。這位公爵著實是位人物。「他天性喜好新奇事物，」公爵的發小、偉大的日記作家聖西門 (Saint-Simon) 說。「他只能生活在一種商業洪流中，生活在戎馬倥傯中，生活在對軍隊補給的管控中，生活在放蕩不羈的生活中。」
面對法國的金融危機，公爵開始聽取約翰·勞的意見。這些思想如今或多或少可以算是正統的政策，不過以 18 世紀的標準來衡量，是非常新穎的。

約翰·勞認為貨幣的重要之處不在於它的內在價值；他相信它本身毫無價值。「貨幣不是商品交換的價值，而是貨幣兌換的價值」他寫道。也就是說，貨幣是你用一套東西換另一套東西的方式。
勞認為，讓資金在經濟中流動，並用它來刺激貿易和商業，這一點至關重要。正如巴肯所寫的那樣，「資金必須用於貿易服務，並由君主或議會根據貿易的需要自行調整變化。這樣的想法，在過去的五十年里都是正統甚至乏味的理念，而在十七世紀，則被視為洪水猛獸。」

勞的這一理念讓他想到了成立一家新的法國國家銀行，銀行從公眾那裡吸收金銀，然後以紙幣的形式將其借出。銀行存款也採取了政府債務的形式，巧妙地允許人們以高折扣交易債務，之後全額兌現：如果你有一張紙說國王欠你 1,000 里弗爾，你在公開市場上只能兌到 400 里弗爾，但勞的銀行會以紙幣的形式，將 1,000 里弗爾全額兌給你。這意味著該銀行的賬面資產遠遠超過其實際儲備的黃金，這使得它成為今天常見的「部分準備金銀行」的前身。
據估計，勞的銀行的流通紙幣是其黃金和白銀儲備的四倍。以現代銀行業的標準來看，這個比例相當保守的。一家資產低於 1.24 億美元的美國銀行，其現金準備金率僅為 3%。

這種新紙幣有一個吸引人的特點：它可以保證以特定重量的銀進行交易，而且與硬幣不同，它不能熔化或貶值。
不久，這些紙幣的交易價格超過了它們相應的銀價，約翰·勞被任命為財政大臣，統攬整個法國經濟。他還說服政府以「密西西比公司」的形式，授予他獲得法國控制的北美殖民地的貿易壟斷權。通過用公眾存款換股票的方式，他為公司注入了資金，其手段與當初為銀行融資無異。
在這些股票的價值從 500 利弗爾飆升到 1 萬利弗爾後，他用這些股票買下了法國國王的債務。基於租金、年金和工資之上的法國經濟被掃除，取而代之的是約翰·勞所說的「新金融體系」。黃金和白銀被禁用。紙幣現在是「法定」貨幣，只有銀行的權威可作為其支撐。在鼎盛時期，該公司的市值是法國全部產能的兩倍。正如巴肯所指出的那樣，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估值最高的公司。

結果以災難告終。人們開始懷疑，這些突然變得有利可圖的投資是否真值那麼多錢；然後他們開始擔心，繼而是恐慌，再就是要求退款，拿不到錢？那就鬧事。黃金和白銀被恢復為貨幣，密西西比公司被解散，約翰·勞在上任 145 天后被解職。1720 年，他如同喪家之犬般逃離了這個國家。他從布魯塞爾搬到哥本哈根，又從威尼斯搬到倫敦，最後回到威尼斯。1729 年，他在威尼斯去世，死時身無分文。

約翰·勞的這一生最大的諷刺之處在於，從現代的角度來看，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確的。代表他的大公司駛往海外的船隻開始盈利。檢查過該公司賬目的審計人員得出的結論是，它完全有能力清償債務——考慮到它在美國擁有的土地如今創造了數萬億美元的經濟價值，這不足為奇。

今天，我們生活在約翰·勞的體系的某個版本中。發達國家的每個國家都有一個中央銀行，它發行紙幣，為商業利益操縱信貸供應，使用部分準備金銀行，並以支付股息的股份公司為特色。所有這些差不多都是約翰·勞一併帶入法國的。他最大的、或許不可避免的錯誤是低估了他的發明帶來的波動性，尤其是失控的信貸導致的風險。
他在法國的成功歲月雖然一時風光無匹，但只留下了兩座豐碑。其中一個是由波旁公爵創建的，他將自己在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份變現，並用這筆意外之財在尚蒂伊建造了著名的大馬廄 (Great Stables)。巴肯指出：「約翰·勞曾夢想看到營養充足的勞動人口，以及國內外商品的目錄冊。他的紀念碑是一座獻給馬匹的大教堂」。他留下的另一個遺產是「百萬富翁」一詞，這個詞最初是在巴黎創造的，用來形容約翰·勞的炫目計劃的早期受益者。

這些曾經瘋狂的想法如何成為現代金融和政府結構的一部分？實驗和試錯。明智之人不會像勞試圖做的那樣，一下子把所有事情都弄明白，然後同時實施。
現代經濟體系不斷發展，而發展的題中之義包括了創新、重複、失敗和死胡同。在金融領域，它還涉及到破產、恐慌和崩潰，正如詹姆斯·格蘭特 (James Grant) 在他為維多利亞時代銀行家兼記者沃爾特·白芝浩 (Walter Bagehot) 撰寫的傳記中所說，「在金融和經濟領域，我們一直經歷著同樣的險境。」

白芝浩對這些險境了如指掌。他在英國西部長大，家族與當地一家叫 Stuckey』s、經營良好的銀行關係密切。大學畢業後他一度涉足律師行業，之後轉向了新聞業和銀行業，拿在銀行掙的錢貼補自己在報館的工作。1843 年，他娶了《經濟學人》 (The Economist) 創始人詹姆斯·威爾遜(James Wilson) 的女兒為妻，他自己後來成為該刊第三任主編，過著一種外人看來相當平靜的生活。
人們對白芝浩的興趣來自於他迷人、詼諧、充滿詭論的寫作，尤其是他的兩部重要著作《英國憲法》（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 年）和《隆巴第街》（Lombard Street，1873 年），前者總結了英國政治制度的不成文規則，後者解釋了銀行業的運作方式。這些書至今仍具有可讀性，但在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提到白芝浩對 2008 年銀行紓困計劃背後的思想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之前，它們主要是給書獃子讀的。這一點同樣十分有趣，格蘭特的《沃爾特·白芝浩：最偉大的維多利亞時代的生活和時代》 (Walter Bagehot: the Life and Times of the Greatest Victorian) 由此誕生。

「最偉大」是一個很有內涵的詞，尤其是因為格蘭特（他是《格蘭特利率觀察家》 (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 雜誌的創始人之一）明確指出，白治浩是一個肆無忌憚的厭女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作為動物的人類就像作為動物的狗一樣，存在很多品種」)，而且是一個頗有成就的偽君子。後一種品質從新聞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是有用的；白芝浩很擅長換位思考，但他從未承認自己因此而改變立場。例如，南方聯盟在內戰中取得勝利是「一個確定的事實」，而林肯總統是「不誠實和愚蠢的」，這個既定的觀點並不妨礙白芝浩在聯邦獲勝後宣布，「恐慌絲毫沒有動搖美國民主的鋼鐵勇氣」。他後來為林肯寫的輓歌是一篇十分動人的文章：「困難，沒有讓他如同多數人那樣怒火中燒，反而令他更加耐心；反對，沒有讓他一敗塗地，反而令他更加寬容和堅定。」

在某種意義上，這種虛偽和缺乏原則恰恰是白芝浩的妙處。他對英國憲法的研究集中在一個悖論上：他認為，君主制的盛況和浮華能發揮重要作用，正是因為君主沒有實權。
白芝浩在研究銀行業時，同樣關注於表象和現實之間的差異，特別是維多利亞時代銀行所培育的穩健和體面的氛圍與它們不斷倒閉和破產的明顯事實之間的差距。1797 年、1825 年、1847 年和 1857 年發生了幾次嚴重銀行危機，所有這些都是由金融業最古老、最簡單的破產原因造成的：把錢借給了無力償還的人。

從理論上講，維多利亞時代銀行業的所有流通貨幣都是由黃金存款支撐的。一英鎊紙幣由 123.25 格令黃金支撐（1 格令 =0.064 克）。但實際上並非如此。當政府暫停紙幣與黃金的兌換時，出現了多種情況，通常與頻繁上演的英法戰爭的成本有關。此外，銀行可以印自己的鈔票。他們往往沒有足夠的黃金來維持紙幣的價值，以此應對客戶到銀行要求兌換。這種現象，即可怕的「銀行擠兌」，是約翰·勞預言的部分準備金銀行制度的直接後果。銀行不持有與未償還貸款等值的現金儲備的體系，通常可以保持良好運作，但萬一突然有太多人同時出現在銀行，要求將紙幣兌換成金屬等價物，情況就要亂套了。
不幸的是，這種事情不斷發生，銀行不斷破產。這些利害攸關的問題與約翰·勞的職業生涯所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而這些問題如今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腦海中，那就是：金錢是什麼？它的價值從何而來？誰最終為債務和信貸的價值提供擔保？

白芝浩對所有這些問題都有答案。他認為錢，真正的錢，是黃金，而且只可能是黃金。在這個體系中，所有其他形式的貨幣只不過是不同種類的信貸。信貸對於一個正常運轉的經濟體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它幫助每個人都變得富有，但根據貨幣這個術語的嚴格定義——即在清償債務時不得拒絕——歸根結底，只有黃金才是法定貨幣。（美元則是明確告訴它是法定貨幣：鈔票正面就這麼明明白白地寫著。）
白芝浩喜歡一個悖論，這個悖論就是：這個體系中的所有信貸對經濟都是至關重要的，但它並不是真正的貨幣，因為支撐其他一切價值的並非黃金。

那麼所有的金子去了哪裡呢？在英格蘭銀行。那個曾經的私營公司的角色已經發生了變化。白芝浩認為持有黃金是英格蘭銀行的職責，這樣所有較小的銀行就不必持有了。相反，規模較小的銀行可以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發行紙幣。如果它們陷入麻煩（這是常有的事），大銀行會為它們紓困。
為什麼其他銀行不應該持有自己的黃金，打理好自己的償付能力？銀行家兼作家白芝浩對背後的原因相當坦白。他寫道：「現有銀行盈利的主要來源是所需資本的規模較小。」用現代人的方法來說，這是談論銀行的股本回報率。作為安全邊際，銀行需要持有的股本越少，能夠借出的資金就越多，因此，它能夠賺取的利潤也就越多。為了保證貨幣的安全，黃金是必不可少的，但銀行家們不希望黃金在他們的資產負債表上佔據寶貴的空間。最好推給政府以英格蘭銀行的形式這麼做。

我們仍然能看到這個體系的某個版本，在這個版本中，政府擔保支撐著銀行的盈利能力。央行的關鍵角色是在危機時期自由放貸，成為所謂的「最後貸款人」。格蘭特承認自己帶著「自由意志主義者的偏見」，他認為這一學說是「存款保險、大到不能倒的學說，以及其他社會化金融風險的現代機制」的種子。

就像約翰·勞和沃爾特·白芝浩一樣，我的父親曾在銀行工作，因此，當我讀到格蘭特那本有趣的書時，腦海中閃過一個銀行家之子應該會提出的問題：白芝浩的銀行發生了什麼？
答案是，Stuckey’s 在 1909 年被另一家銀行 Parr’s 接管。Parr’s 曾是規模更大的國民威斯敏斯特銀行 (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的一部分，後者於 2000 年被蘇格蘭皇家銀行 (Royal Bank of Scotland) 接管。英國人對蘇格蘭皇家銀行的態度並不親切，但這家銀行通過收購不斷成長，如果以其資產負債表規模衡量，在本世紀初它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然後是信貸危機，以及事情被證明並不如意想中那麼物有所值的那一刻——這無非就是人們所熟知的舊情節的最新版本。據其銀行主席說，這家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在「幾個小時內」完全崩潰。結果是一筆巨額救助，以及蘇格蘭皇家銀行的國有化，英國納稅人為此付出了 450 億英鎊的代價。
約翰·勞或沃爾特·白芝浩不會對這個故事感到驚訝。然而，也許這兩個人——一個差點讓一個國家破產，一個是銀行家紓困計劃最重要的倡導者——看到我們學到的東西如此之少，會不禁啞然失笑。至於如何處置應該對此次金融危機負責的銀行家，忽必烈可能會有一些想法。